天‧堂‧奔‧馳

原出處作者：推倒柏林牆
原出處文章：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71354.aspx

此篇為一大陸人士所記述李登輝於國民黨內崛起至執政時間的評論文章，如拿台灣的中華民國國內之人士所記錄來比較，顯得中肯多了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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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迫中斷的民主化進程


李登輝在大陸的標籤是“台獨之父”，在台灣卻被尊為“民主先生”，一些人甚至稱他為華人歷史上的第一個民選總統。 不過這個說法並不確切，華人歷史上真正的第一任民選總統其實應該算是蔣介石。


早在1947到48年間，大陸就曾經舉行過一次激烈的總統大選。 此次選舉首先由全民直選國民大會代表（當選國代中國民黨員約佔40%），再由國大代表投票選出正副總統，任何人都可以參加，並且最終演變成了蔣介石和李宗仁之間的激鬥。 以蔣介石當時的政治威望，他當選總統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李宗仁便退而求其次去競選副總統，但這仍然讓和他矛盾深重的蔣介石非常不滿。 蔣先派國民黨眾大佬給李宗仁施壓，希望他自行退出，李以憲法規定人人都可參選為由嚴詞拒絕。 隨後蔣又親自去找李宗仁談話，對他說：


“你必須放棄。我不支持你，你還選得到？”


李宗仁答道：“這倒很難說！”


“你一定選不到。”


“我可能選得到！”（《李宗仁回憶錄》）


兩人鬥了番嘴，回去各自準備陰招。 蔣介石派出孫中山之子孫科參加副總統競選，試圖以國父之名狙殺對方（實際上蔣在日記中對孫科的個人品行非常鄙視，稱其生性貪婪，寡廉鮮恥，為國父的“不肖之子” ）。 而李宗仁則慫恿胡適參加選舉，孰料蔣介石反而對此大喜過望。 從蔣當時的舉動來看，一來他經常在日記中抱怨國民黨裡無人才，覺得手下無人可用，二來有意通過這次選舉營造一種多黨對立的局面（當時有民青兩黨競選國代失利，便稱國民黨“一黨獨裁”，要求主動讓出若干席位，蔣介石對這種荒唐的要求一口應允，誰知眾國民黨員不買老蔣的帳，令他大為光火），讓胡適當總統正是一舉兩得：


“近日心裡多為讓賢選能之準備。最好國民黨在國民大會時交出政權，本人不加入競選，而提出推選國中無黨派之名流為大總統。若果如願以償，則餘為國家為軍事必使軍民不致因餘退職而恐慌與動搖，願暫任參謀總長以協助繼任者；一俟軍民安定，不致應新舊交接為匪所乘，則幸矣。”（蔣介石日記1948年1月17日）


老蔣同志連自己青樓艷史之類的東西都敢往日記裡寫，裡面的記敘應該還是比較誠懇的。 老蔣對胡適稱只要他肯出面競選總統，自己可立即退出，出任行政院長輔助胡適。 胡適則在日記裡寫道：“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他說：'請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但我實無此勇氣！”雙方往來幾次之後，胡適還是婉拒了蔣介石的請求。 最終蔣介石毫無懸念的戰勝了居正，但李宗仁也在四輪角逐之後以微弱優勢擊敗了孫科等另外五名候選人。


此次“行憲”的過程中暴露出了很多問題，例如國大選舉中存在賄選現象，投票率也僅有10%（當時中國文盲率極高，民眾普遍沒有民主訴求，喊民主喊得最兇的其實是共產黨，不過他們拒絕參加此次選舉），但羅馬從來就不是一天建成的，無論如何這也算是踏出了中國歷史上至為關鍵的第一步。 當然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某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民對本國的一些重要歷史一般是不太了解的。


可惜的是此後國民黨被打到了台灣島上，這剛邁出去的一步也隨之縮了回來。 其實蔣介石早在選舉期間就已經認為行憲過早，主要原因是實行民主制度之後國民黨的黨票越發不值錢，就算被開除黨籍也無所謂，一眾老黨員們“無法無天”，不聽他這個黨主席的號令，這讓蔣介石覺得是“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在日記裡寫道：“本黨組織低落，紀律廢弛，既無統御黨員把握，又在此匪亂民困，人心動盪，社會不安之時，尤其是本黨競選副總統之黨員不守黨的紀律，早已明了，即不應召集如此三千人之國民大會也”，“今日為餘就總統職之日，心緒愁鬱，精神沉悶，似乎到處都是黑暗……黨紀掃地，黨性蕩然，如何能維持現局，戰勝共匪”。


以我個人之見，國民黨的失敗和“行憲過早”其實關係不大，蔣介石之所以產生這種看法，恐怕只是對民主制度之下必然的“混亂”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在內戰失敗後更將此當作開脫的藉口。 在國共仍然隔海對立摩擦不斷、成天“反攻大陸小心匪諜”的情況下，蔣介石開起了歷史的倒車，幾度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實行戒嚴制度，總統無限連任，國民大會代表再也沒有換屆選舉過（俗稱“萬年國代”），異見人士遭到殘酷鎮壓，民青兩黨也變成了“廁所花瓶”，台灣正式進入了“白色恐怖”時代。


我們的主角李登輝直到71年才加入國民黨，此時仍然是屁民一個，而且還頗有點反政府傾向。 在國民黨的治下，他的日子過得當然也不會太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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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色恐怖籠罩之下的台灣


其實在49年以前，李登輝就已經和國民黨有了一些不愉快的接觸。 眾所周知，台灣人遠比大陸人親日，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在他們看來並不受歡迎。 這不是無來由的，這裡說兩個事例。


1871年，一艘琉球船隻遭遇海難，六十餘人漂流至台灣，慘遭原住民殺害；72年又有四名海難倖存的日本漁民在台遇害。 日本人跑去找清政府告狀，說你們這個台灣人不像話啊，亂殺我們的人。 當時清廷官員毛昶熙說了一句牛逼至極的話：


“生番系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


那個年代日本人還得尊我天朝一聲老大哥，老大哥都說無所謂了，日本人馬上跑來台灣劈裡啪啦一頓亂打，完事了天朝還給日本人賠了五十萬兩白銀，稱其為“保民義舉”，此事史稱“牡丹社事件”。


到1895年時，日本人已經不把老大哥放在眼裡了，通過《馬關條約》割佔了台灣，而台灣巡撫唐景崧仍不肯向日本人稱降，率兵抵抗，最終兵敗。 唐景崧化妝成老太獨自跑路，清軍殘部則退入台北城中，打家劫舍強奸民女，按台灣人的說法是當時的情景簡直就是“人間地獄”啊。 最後他們不得不派人偷偷跑到城外替日軍帶路，一舉“解放”了台北。


雖說日本人也多次殘酷鎮壓台灣的抗日運動，但至少也沒帶這麼不靠譜的。 在經濟、教育和公共建設等等方面，日本和大清相比更是一個在現代一個在古代。 如果說日本是黑社會大佬，那麼大清頂多只能算是縣城小流氓，國家雖大，政府卻完全上不了檯面，非要二選一的話，當然還是跟著日本人混比較好。


平心而論，國民黨的執政水平跟日本相比也差了那麼一截，官員貪污腐敗，警察吊兒郎當，政府形象嚴重地痞化。 再加上初期混亂的經濟狀況，難免讓台灣人產生心理落差。 到47年2月27日，幾個稽查私煙的城管人員由於業務不精，未能充分貫徹對岸同行“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的宗旨，居然當著圍觀群眾的面暴力執法，結果引發眾怒，釀成國民黨治理時期規模最大的族群衝突，史稱“二二八事件”。 當時主管台灣的陳儀卻向蔣介石匯報說這只是由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台共分子）勾結境外勢力（日軍殘留）煽動起來的反革命暴亂，完全忽略了背後復雜的矛盾，最後當局出動機槍小分隊，簡單粗暴的鎮壓了這次群眾運動，剛來兩年就給台灣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至於具體傷亡人數則口徑眾多，從數百到上十萬不等（二二八基金成立後，由家屬上報的死難者共有681人）。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台灣一直爭議頗多，因為種種資料顯示本地人在事件之初也犯下不少暴行，並不像他們所宣稱的那麼無辜，背後更有台共等多股勢力縱橫交錯。 但是國民黨直接開槍的做法無疑極為愚蠢，雖然本地人從表面上看確實是“老實了”，但暗地裡他們對外省人的仇恨只是變得更加嚴重了。


當時李登輝同志剛好轉學到國立台灣大學，屬於不明真相的群眾。 他在街上參與圍觀時，現場忽然槍聲大作，子彈橫飛，行人齊喊“快走嘞”，立刻作鳥獸散，李登輝也嚇得屁滾尿流落荒而逃，稱自己“差一點就被人打死”。 24歲的他因親眼目睹了國民黨的暴行而成長為一號憂國憂民的憤青，曾經加入共產黨等各類地下“民主黨派”（李登輝加入共產黨後沒多久就退黨，他後來解釋說： “三十歲前不相信共產主義是沒夢想，三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是不實際”），這也導致他經常被忙著整肅“二二八事件奸黨”的情治部門請去喝茶。 由於被認作是“趕時髦的小角色”，李登輝並未遭到太嚴厲的懲處，只不過頻繁的“報到”仍讓他不勝其擾。 1960年調查局“清查舊案”時，李登輝更是莫名其妙被拘留長達四個半月之久，他在農復會的上司沈宗瀚求人托關係替他求情之後，李登輝才被無罪釋放。 小角色尚且如此，大角色的下場可想而知。


經過此事之後，李登輝對台灣政局更加失望，1965年他去美國讀博之後甚至不願意再回台灣。 在康奈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李登輝已是世界知名的農業經濟問題專家，各國的農經組織紛紛向他伸出橄欖枝，沈宗瀚更是親自跑到美國遊說。 李登輝說：“我回去了不知道國家會對我怎麼樣，我沒有太大信心。”沈宗瀚則向他保證絕對不會再出狀況。 可惜一個小小農復會主任的口頭保證豈能管得到政府頭上，李登輝剛回國一年左右，當局的白頭盔憲兵就又找上門來了。


其實李登輝當時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事，但有了上回拘留四個半月的經驗，再加上憲兵是大清早六點鐘跑來敲門，頗有點來偷雞摸狗殺人滅口的味道，李登輝擔心自己說不定一去不回，於是先把家裡的存摺等等統統翻出來交給老婆，支票一一簽字，這才“慷慨赴死”。 在被斷斷續續的盤問了一星期之後他又活蹦亂跳的出來了，日後回憶起這次經歷，李登輝認為當時蔣經國可能就已經有意啟用他，這只不過是一次政治可靠性審查而已。 但這種體驗無疑讓人極不愉快，尤其是李登輝第一被請去喝茶的時間長達十七個小時，期間毫無音訊，更是讓他的家人提心吊膽。 李登輝的老婆稱：“那是我有生以來度過最長的一天。”並且之後每次聽到吉普車從樓下路過便會心慌意亂。 因此李登輝暗下決心：“如果有機會執政的話，絕不願意同胞再忍受這種白色恐怖之苦。”


當然，跟台灣當時一些赫赫有名的政治犯相比，李登輝實在可算是“幸運”的了。 沒過多久他改造台灣的“機會”也來了：可能是因為台灣農業問題越來越受重視，李登輝突然便被拉入政壇，並且成了蔣經國身邊的“紅人”，先是成為歷史上最年輕的內閣成員，78年又被任命為台北市長，81年升任台灣省主席，84年當上副總統，以七十碼的速度在政界快速躥升。 1988年蔣經國去世之後，李登輝更是順理成章的接任了中華民國總統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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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對“失敗”的獨裁者父子


一個獨裁政黨若是想在民眾的心中散播恐懼，最好的辦法就是打壓言論。 假如一個人連表達自己觀點的膽量都沒有，你很難想像他是否還能去幹什麼更了不起的事情。 而言論自由偏偏又是最容易被放棄的自由，因為閉嘴對人們來說簡直再簡單不過，唯一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勇氣。


台灣當時便有所謂刑法第一百條，按大陸的口徑叫“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不要說是著手實施叛亂，哪怕你僅僅是發了點牢騷，都有可能被視為有“叛亂意圖”而遭到嚴厲懲處。 這種做法使得人們敢怒而不敢言，有意無意的規避風險、遠離政治，讓獨裁者來掌控一切。 假如當時的台灣就有互聯網，各位或許會看到以下現象：在那些討論時事的帖子下面，出現頻率最高的回復不是“莫談國事”，就是“樓主小心跨省”。


儘管蔣介石在控制言論這方面做得倒還算出色，但我不得不說，和對岸的同行比，他是一個非常失敗的獨裁者，因為他在退守台灣之後依然在搞孫中山的那套“地方自治”。 這個所謂“地方自治”的目的之一在於通過基層公務員的直接選舉來培養民眾的民主意識，從而為憲政打下基礎。 該政策從抗戰勝利之後才算是真正開始實行，雖然國民黨後來兵敗撤出大陸，但蔣介石仍然執意要延續地方自治，由花蓮縣開始推動全台灣的縣市長等公職人員直選。 由於日據時代台灣人已經有了不少選舉經驗，第一次選舉的投票率竟高達80%。 這麼一比較大陸現在的狀況還比不上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簡直就是人間悲劇。


當然，由於國民黨當時壟斷了媒體等絕大部分社會資源，操縱此類選舉可謂輕而易舉，萬不得已時還可以靠作弊來確保自己的勝利，例如派軍隊、警察、教師等公職人員及其家屬參與投票，或者把投給政敵的票偷偷塗污成廢票。 1975年時主張國大改選、廢除戒嚴令和確保言論自由等的郭雨新就因為開出八萬張廢票而落選，隨後人們在修路時挖出了整袋的投給郭雨新的票。 更有甚者，投票所製造停電，趁機調換票箱……不過話又說回來，國民黨的舞弊行為固然無恥，但兩岸的狀況一對比，你又不得不感慨老蔣這一黨專政搞得實在太他娘的蛋疼了，以三民主義為基本宗旨的黨派和以共產主義為基本宗旨的黨派到底還是有那麼一點不一樣。


正是因為有這麼一個還算搞得人模狗樣的選舉，國民黨即使可以操縱結果，也不能把事情搞得過於離譜，對民意仍然得保持一點最基本的尊重，不能把類似大陸李剛之類的人也搞上去侮辱群眾的智商。 這一方面使他們的基層政治相對大陸而言較為廉明，官員做的是人事說的是人話；另一方面，基層選舉確實大大開啟了民智，提供了參與政治的渠道，消除了人們對於政治的恐懼，破壞了言論管制的效果。 儘管當時台灣人仍無法在報紙等各類刊物上暢所欲言，但至少可以通過選舉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一旦他們積攢了足夠多的民意，選舉就會變成反對派匯聚並展示自身力量的最佳場所。 1977年，桃園縣縣長候選人許信良正是憑著地方選舉，一舉打開了國民黨鐵幕的缺口。


這許信良本是國民黨一手培養出的新生代本土政治精英，曾拿著公派獎學金跑去英國留學，回國後卻成了不折不扣的叛逆分子。 他在1977年時甚至出版了一本《風雨之聲》，大談四年來在省議會裡的所見所聞，讓本來遮遮掩掩的政治一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部分傻逼官員頓時無所遁形。 這麼一號人物，怎麼也該拉進看守所躲貓貓一百次了吧，許信良卻僅僅因“黨紀考核不佳”，被國民黨拒絕提名為桃園縣縣長候選人。 誰料許信良竟“違反黨紀”以個人身份參選（代價是被開除黨籍），最終在選舉過程中爆發了著名的“中壢事件”：許信良的助選團隊當場抓到某投票站主任的做票行徑，引發上萬憤怒群眾的大暴亂。 說實話當時投票站主任到底有沒有做票也只不過是一家之言，並無其它證據，但國民黨的選舉舞弊早已是臭名昭著，信用徹底破產，因此“傳言”稍一煽呼，人群馬上就鬧起來了，這就跟聖元奶粉說自己是無辜的卻沒人信是一樣的原理。


如果說蔣介石的製度規劃就已經為民主派提供了突破口，那麼蔣經國的“懦弱”無疑將這個突破口進一步的擴大了。 在中壢事件中，台灣警方將被指控做票的監票主任帶走保護起來，在鳴槍驅散圍觀群眾時還不慎擊斃了一名學生，結果整個警察局都被憤怒的群眾一把火連根燒掉。 這類“打砸搶燒”事件在大陸會如何定性處理不用我多說，而中壢事件最後的結果卻是“罪魁禍首”許信良以大比分擊敗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自此之後黨外的“反動人士”們也開始憑著地方公職選舉大規模的侵入國民黨的政治陣地。


曾經有人推薦我去看一部關於蔣經國時代台灣街頭民主運動的紀錄片，問我大陸人能從中學到什麼。 我看完以後覺得，人民其實是一樣的人民，只不過黨是不一樣的黨，蔣經國在對待這些“反革命暴亂”時實在缺乏“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太平”的魄力。 有人說他是“迫於群眾的壓力”才“不得不”進行民主改革，但是俗話說得好啊：“學生怕什麼？就怕開槍。”坦克一出，誰與爭鋒，一次流血事件就足以創造萬馬齊喑的“和諧社會”，哪還來什麼“群眾的壓力”？ 而像催淚彈、防暴盾牌和高壓水槍之類的非致命性武器不僅不能起到恐嚇的效果（回家曬曬衣服又上街來了），相反還大大滿足了年輕人自我戲劇化的需要：“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因此與其說蔣經國是迫於社會的壓力，我倒更覺得他是迫於自己良心的壓力。 這倒不意味著他就是“偉光正”了，還是那句話：同樣是獨裁政黨，這個黨和那個黨也是有很大區別的。


隨著“美麗島”、“江南案”等一系列事件的刺激，蔣經國順應時代潮流，在1987年正式宣布解除實施了長達38年的戒嚴令，次年更是完成開放黨禁報禁的壯舉，重新開啟了中華民國的民主化進程。 小蔣同志也因此從“獨裁者”一躍成為“中國的華盛頓”，其歷史評價比他老爸高出何止一個檔次，和同時期另一批愚蠢的民賊獨夫更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很不幸的是蔣經國在1988年便因毫無預兆的病情惡化而突然逝世，在這個改革的關鍵時刻，李登輝這位副總統也一下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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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奪權到放權


這篇文章寫到這裡，男主角的戲份似乎連20%都沒有，很多讀者或許會奇怪丫怎麼突然一下就變成副總統了。 其實蔣經國對李登輝一直極為器重（鑑於逝者已矣，其間的原因已難以考證），按他的設想，李登輝應該攀爬得再更快一點才對。 78年時蔣經國就想安排李做台灣省主席，但是黨內其它大佬認為李的資歷太淺，小蔣才不得不把他放到台北市長的位置上鍛煉了三年。


蔣經國死後情況就不一樣了。 李登輝在黨政軍三界都沒有自己的勢力，國民黨眾大佬虎視眈眈，個個盯著他屁股下的總統寶座，甚至連當時的“國母”宋美齡都有打壓之意（為何國母多姓宋？） ，加上李登輝“本省人”的身份和推行民主政治的傾向，處境更是不利，坊間乾脆稱李登輝只不過是個“臨時總統”。 但是李登輝這個人第一運氣絕佳，先靠蔣經國之死當上總統，再靠黨內群龍無首的混亂和宋楚瑜的“臨門一腳”當上了黨主席；第二他本身也確實是個無師自通的政治鬥爭天才，此後竟施展各種手段，輕鬆玩弄國民黨眾大佬於股掌之中。


在90年初的總統換屆選舉中，反李陣營（俗稱“非主流派”）為了獲得正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計劃在臨時中央全會上提出為了推動“黨內民主”，應把提名的投票方式由起立表決改為不記名投票。 此時總統選舉仍由“萬年國大”包辦，而國大基本上就是國民黨的看門狗，能獲得黨內提名的人幾乎就已經在選舉中贏了一大半。 李登輝作為黨主席，想獲得提名也不過是探囊取物，雖然國代們未必就喜歡這個政壇新人，但也不宜在起立表決中“公開叛黨”，整出總統大選不過是走個過場而已。 而非主流派這招“不記名投票”可謂直取李登輝的命門，背後更有行政院長李煥和軍事強人郝伯村等人的支持，李登輝的政治生涯一時處於“最危險的時刻”。 當時他甚至已經準備好了“退選聲明”，萬一真的演變成不記名投票，乾脆直接退出選舉，保全顏面。


李登輝在非主流派發起進攻的前一天就已經獲知了他們的計劃（事後非主流派指控李登輝派國安局長宋心濂竊聽他們的電話，李登輝當然拒不承認），此時他麾下的頭號打手宋楚瑜扮演了關鍵先生的角色。 宋提前一天就對新聞界放話，說所謂黨內民主不過是一些人“居心叵測的陰謀”，在第二天的臨時中央委員全會上更是上綱上線，稱不記名選舉是“奪權陰謀” ：“有證據顯示，黨內有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在醞釀。”主流派陣營的提前造勢加上此番赤裸裸的恐嚇，最終令中央委員會在舉手錶決中以99比70否決掉了不記名投票案，使李登輝得以涉險過關。 坊間甚至傳言李登輝動用特務機關蒐集情報，以“黑材料”私下威脅中央委員。 當然，李登輝對此同樣拒不承認。


對大陸政治比較熟悉的人不難發現，李登輝這套手法幾乎是我黨用來顛倒黑白、打擊異己的慣用套路，就連李登輝自己都承認這段經歷“跟大陸的權力鬥爭毫無二致”。 但到這時候非主流派仍不死心，打算推林洋港和蔣緯國在未獲提名的情況下搭檔參選，國民黨已然公開分裂，這無疑又壯了萬年國代們的膽。 而想打破李登輝這種毫無實力基礎的威權統治，所需要的也僅僅是膽量而已，李登輝仍然沒有脫離危險期。


孰料李登輝竟下了一計黑手，把蔣緯國的侄子蔣孝武從日本召回，讓他公開抨擊自己的叔叔是“假民主秩序之名，圖奪權之實，藉法規漏洞從事政治投機”，一記重拳直接打得蔣緯國生活不能自理。 此後李登輝又派人去做林洋港的工作，勸誡同為本省人的林洋港不要幫外省人打擊李登輝，暗示林洋港小心被當成台姦批鬥。 即使是今日的台灣選舉，族群牌依然屢試不爽，李登輝這手效仿文革的“群眾鬥爭路線”一下讓本來就是非主流派棋子的林洋港毛骨悚然。 隨後李登輝又說動國民黨內八位重量級元老出來做林洋港的工作，讓他“大局為重”，在李登輝的威逼利誘、軟硬兼施之下，林洋港和蔣緯國最終退出總統大選，導致非主流派的計劃全盤泡湯，內部更是因此產生嫌隙。 李登輝玩弄權謀居然玩到能把政敵直接“勸退”的地步，可以與此相提並論的大概也只剩火影忍者裡的絕技“嘴遁”了。 據林洋港稱，李登輝其實曾私下允諾他大家可以“輪流坐莊”，因此批評李毫無誠信。 老話一句，李登輝對此拒不承認。


順利連任總統之後，李登輝仍有兩個政敵要處理，一為行政院長李煥，二為國防部長郝伯村。 前者和李登輝公開不合，後者則號稱哪怕台灣軍隊搞十年人事變動換上去的也全是他的人，是李登輝實現“軍隊國家化”的巨大阻礙。 90年非主流陣營在總統選舉中潰敗之後，李煥對連任行政院長仍是志在必得，李登輝陣營裡也拿不出比他更像樣的人選來。 此時李登輝又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大為驚嘆的決定：用郝伯村頂替李煥成為行政院長。 李煥自知威望遠遠不如郝伯村，當下就悲嘆自己完蛋了；而郝伯村表面上出將入相，好不風光，一下達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點”，實際上則被“杯酒釋兵權” ，李登輝趁虛安排自己的人馬大舉進入軍界，沒過幾年更聯合民進黨將郝伯村從行政院長的位置上扒了下來；非主流陣營更是幾乎土崩瓦解，被李登輝一一分化擊破，此計可謂一石三鳥。 由於坊間盛傳之前用李煥頂替俞國華做行政院長也是李登輝的陰謀，因此戲稱李登輝是用一個行政院長的位置就完成了“一桃殺三士”的壯舉。


在93年郝伯村下崗之後，李登輝已經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可謂權傾一時無人能擋。 如果單把這段經歷拿出來看，李登輝似乎只不過是另一個老謀深算陰險狡詐的獨裁者，但他一方面在國民黨內凝聚權力、搞得“官不聊生”，一方面卻又還政於民，大踏步的推動著台灣的民主化改革。


蔣經國在88年開放黨禁報禁之後，隨著言論的逐漸自由化，台灣人的民主訴求越發強烈，其中很有借鑒意義的是90年3月和總統選舉同期發生的“野百合學運” 。 在林蔣二人退出選舉之前，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為了確保當選，對國大代表自然是百般討好，情形令人作嘔。 而當時的“萬年國大”除了部分增補代表以外，仍是47年選出的那一批，許多人早已變成風中殘燭，不是坐輪椅就是老年癡呆，有的干脆一命嗚呼，國大儼然已經變成了養老院，卻還不忘隔三差五的給自己延長任期、高薪養廉。 到3月16日，幾名台灣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打出了“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標語，學生、市民以及民進黨等各個政治團體紛紛響應，第二天就建立起了一個“廣場共和國”，引發了台灣歷史上規模和影響力最大的一次學運，單是學生的人數就一度超過了六千。


不過台灣這個學運搞得是相當騰訊，其活動包括全國串聯、罷課、絕食等等，明顯缺乏原創性，還在廣場上樹立了一株巨大的“民主野百合”（象徵學運的純潔、獨立等精神），連長寬高都讓人覺得非常眼熟。 而且這學運的背景絕不單純，當時學生說缺睡袋，馬上就有市民送來睡袋，說缺盒飯，馬上就有市民送來盒飯，可見背後應該有神秘的境外反台勢力的資助。 最可恨的是學生的行為極為激進，不僅公然打出“老賊下台”等激烈標語並高唱國際歌等傳統反動歌曲，還編了首歌諷刺李登輝和萬年國大：“你等會兒（李登輝），你等會兒……老賊無行，鼠輩橫行，你還要我等，你還要我等……”馬英九在廣場上懷柔學生的時候甚至還被人下黑腳爆了菊，更顯示出這幫不知好歹的學生分明就是一群暴徒，這幫人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成何體統，簡直就是國將不國嗎。 可惜台灣的軍事力量確實是太薄弱了，連把拖拉機改造成坦克的錢都拿不出來，前幾天還把非主流派弄得欲哭無淚的李登輝同志在這種關鍵時刻居然變成了軟蛋，不僅沒有嚴詞發表社論，反而先是承諾學生不會鎮壓，在當選總統的當日（3月21號）更是把五十多名學生召進總統府“對話”，對學生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並肯定學運是愛國運動。 3月22號，造反成功的學生勝利撤退，一場風波在不到一周內便完全平息，李登輝同志真是丟盡了政府的人。


林洋港曾指責李登輝這個人言而無信，經常靠許諾別人官位來利用對方，回頭又假裝根本沒那麼一回事，甚至把同一個官位許給好幾個人。 從種種材料來看，李登輝在政府裡的表現似乎確實很邪惡，但是對野百合學生倒是一言九鼎。 在他正式宣誓就職之後的第六天（5月26日）便釋放了台灣一干政治犯，嚴重挫傷了台灣人民爭取諾貝爾和平獎的積極性；六月份召開國是會議，包括政治犯在內的各界代表首次齊聚一堂商談民主改革事宜；次年李登輝更是加快腳步，先後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和荒唐的出入境“黑名單”（國民黨當局過去對於異見人士的出入境問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國內的堅決不讓出去，國外的堅決不讓回來，反正怎麼噁心人怎麼來，李登輝本人在70年受聯合國組織之邀前往泰國時就曾深受其害。這種白色恐怖時期的特色做法前有沒有古人不清楚，反正後肯定有來者），年底更是徹底終結了“萬年國大”。 92年又修改了刑法第一百條，“因言獲罪”在台灣自此變成了歷史名詞。 到95年，李登輝代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八週年紀念活動中正式向所有受害者道歉：


“今天，罹難者家屬和子孫能親眼看到這座彰顯歷史公義、提升族群融合的二二八紀念碑矗立在寶島的土地上，親耳聽到登輝以國家元首的身份承擔政府所犯的過錯，並道深摯的歉意。”


當然，讓台灣真正踏入民主社會的最關鍵的一步，在於94年7月修憲後確立的總統全民直選。 非主流派在總統選舉問題上發起了最後的反撲，李煥等人甚至一度連飯都顧不上吃，啃著饅頭排著隊，輪番抨擊李登輝。 不過在李主掌大權、背後更有洶湧民意支持的情況下，歷史的車輪已經無法阻擋。 由於台灣人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只付出了相對它國而言極小的代價，因此李登輝又將這一時期稱為“寧靜革命”。


順便一提，蔣介石當年之所以執著於“萬年國大”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檯面上的理由是第一屆國大代表是在全中國范圍內選出來的，如果再改選的話那就只有台籍代表，無法代表整個中國，喪失了中華民國的“法統”（其實大陸記者一出門不是代表亞洲就是代表世界，蔣介石完全沒有必要執著於這個問題）。 在“漢賊不兩立”的方針指導下，當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已成定局之後，蔣介石甚至毅然宣布退出聯合國，拒絕接受美國提出的“雙重代表案”，結果導致台灣的外交環境急劇惡化。 此舉表面上是“輸了裡子贏了面子”，但除了老蔣和他的忠實臣民之外，幾乎不會有外人會拿這種所謂的“面子”當一回事，所以實際情況只不過是：民國輸了裡子，並且自以為贏了面子。 69年時岸信介尚且還勸說蔣介石接受雙重代表案，72年日本便宣布和民國斷交，畢竟俗話說得好：“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除非這個“隊友”人傻錢又多。 40年後的今天，現實更是證明了老蔣當年的堅持幾乎毫無意義，光復大陸依然沒戲，中華民國所謂的“法統”在李登輝手下也早已蕩然無存，台灣又開始四處砸錢想要加入聯合國（最大的阻礙又恰恰是當年曾支持台灣的美國），蔣介石的角色則不幸變成了“為了無聊的原因延緩台灣民主進程的可惡傢伙”。


1996年，李登輝以54%的高票擊敗另外三組候選人，成功當選台灣第一屆民選總統，他在就職演講中說道：


“我們已經清楚的證明中國人有能力施行民主制度，運用民主政治……今天的這個慶典，不是為了慶祝任何一個候選人的勝利，不是為了慶祝任何一個政黨的勝利，而是為了慶祝我們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追求民主的共同勝利，是為了人類最基本的價值——自由與尊嚴，在台澎金馬獲得肯定而歡呼。”


2000年，李登輝主動退出連任競選，國民黨在台灣維持了55年的統治終於告一段落，華人世界也完成了歷史上第一次民主制度下的政黨和平交替。 由於國民黨選戰失利，李登輝被開除黨籍。 當然，對於這位眼光早已超越了政黨利益的政治家來說，這一切已經無所謂了。


曹長青曾問過李登輝，既然明明有機會連任，為何要主動放棄權力？ 李登輝灑脫的回答：


“制度把權力給我用一下，用完就還回去。權力和我沒有關係，我隨時都準備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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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獨之父曾是統一先鋒


儘管李登輝在台灣的民主進程中有如此豐功偉績，不過對大陸人民來說，單是“台獨”這一條罪狀就足以把李登輝“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了。 其實李登輝本人對“台獨”這個說法頗為不屑，他認為台灣早就已經實現了主權的獨立，這是一個既成事實，事實不會因他人承不承認而有所改變，這也是為什麼李登輝會在99年提出大陸和台灣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為什麼要加上“特殊”兩字，而不直接說是“國與國”呢？ 因為李登輝不僅不願維持兩岸分裂的現狀，恰恰相反，他才是真正為和平統一做出了建設性努力的人。


正如前文所說，兩蔣時代台灣對大陸的方針叫“漢賊不兩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俗稱“三不政策”，直到蔣經國臨死前一年才開放台灣前往大陸探親，而大陸方面對這種兩邊假裝互不認識的做法似乎也非常滿意。 李登輝上台之後則開始主導“務實外交”，不再稱共產黨為“叛亂團體”，而是“對等政治實體”，並且迅速著手改善兩岸的關係。 89年李登輝首次打破兩岸官員“不接觸”的慣例，90年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91年頒布《國家統一綱領》，其後雙方進行了大量互動，兩岸關係可謂處於前所未有的融洽時期。 最重要的是這份《國家統一綱領》，裡面開宗明義的表示：


“海峽兩岸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前提下，經過適當時期的坦誠交流、合作、協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識，共同重建一個統一的中國。”


在這份綱領中，李登輝為兩岸統一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規劃：兩岸政府應相互承認對方為對等政治實體，承認分裂的既成事實。 在這個基礎之上，民間交流互惠，官方互信合作。 最重要的是，大陸必須進行民主改革，隨後雙方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完成兩岸的統一大業。


從95年開始李登輝又反复提出“經營大台灣，創建新中原”的設想，意在把台灣變成指引大陸民主化的明燈，在中國實現統一之後由台灣來“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四十多年來我們之所以奮鬥不懈，就是要為將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立下可供遵循的典範。”可以說野心是相當之大。 96年當選總統之後，李登輝更是在就職演講裡對這一設想大書特書：


“今天我們在台灣實現了中國人的夢想！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奮力追求的是建設富強康樂的新中國，與實踐中山先生'主權在民'的理想。五十年來，我們在台澎金馬的艱苦奮鬥，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完成了世人推崇的民主改革。百年以前，在踏入二十世紀之初，曾被西方國家認定為專制、封建、貧窮、落後的中國人，已經在台澎金馬地區開創了民主、富足、進步的新局，傲然面對世人的讚譽。這不但是我們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共同的光榮，更是中華民族振衰起敝，再創新機運的關鍵。我們相信，同樣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在台灣做得到的，在中國大陸也可以做到。因此，我們願意以建設的經驗，導引中國大陸發展的方向，以進步的成果，協助億萬同胞改善生活福祉，進而集合兩岸中國人之力，共謀中華民族的繁榮與發展！……登輝深信，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必能完成和平統一的歷史大業，為世界和平發展，善盡更大的心力。”


李登輝這個從小接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台灣人會如此高唱統一大調也沒什麼奇怪的，第一他以博學多才而聞名，對大陸的文化和歷史頗有涉獵（台灣人戲稱他是“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都知道”），早年正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才會學習農業經濟，並有志改變大陸農民的處境，可以說本身就有一定的“大陸情結”；第二對於同文同種的台海兩岸來說，統一帶來的好處不言而喻，這種做法也符合李登輝“務實外交”的精神：“'台獨'只會斷送國家的大好前途，犧牲社會的安定繁榮，這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我們應該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只不過這種“好處”絕不會建立在製度的倒退之上，台灣不可能去和政治狀況連白色恐怖時期都不如的大陸去談什麼統一。


如果說李登輝所倡導的是基於共同價值觀的統一，那麼大陸所倡導的則是基於“哥實力比你強”的武力吞併，一邊將自己當作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並不斷打壓台灣的生存空間，一邊宣揚所謂的“一國兩制”，其背後的邏輯是“不跟哥玩哥就天天往你家門鎖裡塗膠水破壞你的配電箱”。 台灣當局如果接受這種名義統一，在失去美國庇護的情況下根本無法保證自己的製度能確實不受影響（如今香港的遭遇更是印證了這一點），而民主政治本身的特點就是不相信掌權者的道德自律，而是通過制度設計來製衡權力。 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便解釋了台灣為什麼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只有透過民主制度的全面施行，才能以法治化的機制及透明化的政治運作過程，增進兩岸互信，並確保雙方切實遵守協議，共締雙贏新局。”兩岸對統一策略的分歧，說到底其實是“制度之爭”，反映了兩種思維方式的對立。 這種對立幾乎濃縮在了07年發生的一起事件裡：某中國公民在日本成田機場朝李登輝砸了一個瓶子，而李登輝事後回答：“希望他回大陸也可以這樣。”可惜砸瓶子的那位仁兄，可能根本都沒意識到這句話裡所包含的分量。


至於究竟哪種制度比較好，我就不多加評判了。 我黨已經系統性的論證了民主制度並不適合中國（六十多年前他們也系統性的論證過中國必須實現民主，這就叫與時俱進），很多中國人民也視民主為外來的洪水猛獸。 但既然雙方最終的目標都是統一，為什麼李登輝又會突然變成“台獨分子”？


這個“華麗轉身”發生在1995年李登輝以私人身份訪美、並在母校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講之後，《日人民報》突然推出了“四評”系列文章，大肆抨擊李登輝公然發表分裂言論的行徑，大陸人一看這陣勢就知道：“這是一號人民公敵了。”而李登輝的演講名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從頭到尾都在誇耀台灣的民主經驗。 如果你不告訴別人這就是著名的“分裂演講”，我相信一百個人裡有九十九個都看不出這玩意跟台獨有什麼蛋關係。 日人民報能從演講本身找出的問題，居然只不過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這麼寥寥數字，完全就是上綱上線，按李登輝的說法是：“中共對登輝個人發動一波又一波'欲加之罪丶何患無辭'的誣衊，但是登輝忍辱負重，不予理會。因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解決不了累積五十年的歷史問題。”


儘管李登輝曾反复表明態度，過了一個多月後中共居然又朝台灣周邊海域發射了數枚飛彈，台灣海峽頓時佈滿了濃厚的火藥味。 李登輝對此更是大惑不解：“都已經打過招呼了，怎麼還發那麼大脾氣？”他自稱美國之行早就通知過大陸政府，大陸這邊雖然不樂意，但依然安排了第二次汪辜會談。 到96年總統選舉期間，大陸又像打了雞血一樣往台海狂扔飛彈，弄得台灣人心惶惶、股票大跌，史稱“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


我黨此舉究竟意欲為何？ 鑑於政治本身就有黑箱作業的性質，而大陸政治更是黑箱中的黑箱，外界也只能對這個問題作出一些推測：壓制台灣的務實外交；阻止李登輝當選；趁機和美國恢復外交聯繫；鷹派抬頭中共內鬥的結果……我也姑且陰謀論一把：既然兩岸統一之爭表像下的本質是製度之爭，那麼雙方不管做什麼動作，歸根結底也應該是衝著對方的製度去的。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牆倒塌、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的大環境之下，如果對岸同文同種的台灣人也實現了民主，對我黨來說不啻於雪上加霜。 在94年末台灣正式確立了總統直選、完成了改革最關鍵的一步之後，大陸在95到96年這段時期的“文攻武嚇”，表面上宣稱是要反台獨，實際上是想重演40年代末的歷史，再一次中斷中華民國的民主進程，通過外部的武力威脅讓台灣重新進入類似“動員戡亂時期”的狀態，無限期的延遲總統大選。 這是我黨正在香港持續施行的方針，也是最符合專制邏輯的做法。 可惜的是，第一李登輝進行民主改革的決心遠遠超過蔣介石，第二解放軍叛變將領劉連昆提供的情報讓李登輝老神在在，深知除非發生美洲大陸被外星人轉移到火星之類的重大變故，大陸根本不敢再有更進一步的動作。


雖然我黨在破壞台灣民主這點上失敗了，但在愚民方面倒是頗有斬獲：讓大陸民眾先入為主的認定李登輝是個國家公敵，從而忽略其“民主統一”的主張，或者將之當作一種“明統暗獨”的陰謀，如此一來便可有效的阻隔來自對岸的“和平演變”。 日後我黨又以同樣的手法在所謂“兩國論”、“七塊論”上大做文章，完全扭曲了李登輝的原意：“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從《台灣的主張》一書上下文來看，李登輝的意思完全可以理解為是削弱中央集權、加強地方自治，他在書中還說“未來的中國祇有一個”，台灣多名立委也再三解釋這根本就不是要把國家分裂成七塊的意思。 不過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根本就不鳥你，自說自話，愛咋咋地。


如果是從兩岸統一的角度出發，那麼這番“文攻武嚇”所起到的基本都是反作用。 大陸僅僅因為雙方統一策略的不同就給李登輝扣上“台獨分子”的帽子，繼而以武力製造恐慌，在在顯示出蠻不講理的作風，徒惹台灣人的厭惡而已，以至於96年選舉變成了一場“譴責中共大賽”。 由於大陸的威脅直接衝著李登輝而來，對李登輝的高票當選也產生了一定促進作用，台灣民間當時便戲稱說“李登輝的競選總部在北京”。 大陸以自身的行動向台灣人表明了跟這種貨色談“和平統一”無異於與虎謀皮，李登輝的“民主統一夢”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越來越像是“癡人說夢”，就連他自己都說：“大陸距民主主義還非常遙遠，他們一定要靠著自己的雙腿，花數十年的時間走過我們曾經走過的痛苦之路。”正是這種狀況導致了陳水扁之類正宗台獨勢力的崛起。 06年陳水扁正式宣布終止國統會和《國家統一綱領》的運作，一腳把“李登輝主義”踢進了垃圾堆，雖然馬英九上台後又重回“大陸不民主，兩岸難統一”的路線，但是長此以往下去，很難確保“李登輝主義”在台灣還能剩下多大的市場，我黨儼然已經變成了台獨人士的“製造機”。


如果說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政策是化解兩岸的敵意，那麼大陸的做法則是增加雙方的對立，把台灣越推越遠。 台灣人厭惡大陸自我中心、處處以武力威逼，就連李登輝這個本土人士中少有的統派近幾年來對中共也越來越惡語相向，大陸人則在單方面的宣傳之下對台獨咬牙切齒，動不動便叫囂“核平台灣”。 這種非理性的仇恨一旦發酵下去，恐怕即使有朝一日大陸真的實現了民主化，統一也無從談起。 究竟是誰在假扮統一斗士，為一己之私利而損害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以統一之名而行台獨之實，答案已不言自明。


其實台灣的情況也完全可以舉一反三到其它“危險地區”，只不過台灣是已經分裂了，而那些地方截至目前為止還是統一的，槍桿子政權暫時還有能力壓制住自己製造出來的民族仇恨。 我還是老話一句，這大陸人民整天高喊統一統一、愛國愛國，哪天要是真跟在某些人屁股後面把中國給搗騰成七塊了，那也算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一出滑稽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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